世界水稻、小麥、玉米主要產區
經濟如何影響文化,是一個永恒的社會科學命題;農業經濟和集體主義、個人主義的關系,又是其中持續引起爭論的熱點。對這樣的題目進行精細檢驗,很有價值。于是,James Ang 2019年開展了較為系統的量化研究。簡言之,當地作物的勞動密集程度愈高,那么平均而言,個人主義傾向愈弱。即使納入許多其它既有解釋因素,依然顯著。
原文要點有二:一方面,構造反映作物勞動密集程度的指標;另一方面,在紛雜的個人主義指標上,“不厭其煩”地檢驗各種可能。作物勞動密集程度指標構造大致分為三步:首先,在全球范圍建立柵格;其次,借農學既有成果,確定每一柵格內的主要作物(共有七類,包含水稻、小麥、大麥、黑麥、棉花、玉米、馬鈴薯);最后,同樣借助農學估計,可知種植不同作物的勞動投入。在以上指標基礎上,加權求和,得出特定區域的密集度指標。
圖1 各國家和地區的農業作物勞動密集程度
個人主義指標構建方面,“搜求務盡”,原文采取了三類指標:第一類,最常用的、Hofstede測量的各國個人主義指數。在穩健性檢驗中,作者還采用了Tang和Koveos (2008), Meyer-Schwarzenberger (2014)和Kashima (1998)三組常見的、國家層面的個人主義指數[1]。第二類,聚焦個人層面,由“世界價值觀調查”中和個人主義傾向相關的應答構造,為六個相關應答的主成分。第三類,側重歷史層面,由Murdock數據集內教育部分的三種相關特征構造,分別是“競爭性”、“服從”和“成就”,亦取主成分。
圖2 各國家和地區的個人主義指數(由Hofstede測量的、最常用的版本)
結果部分,首先,是控制氣溫、降水、高程等眾多變量的基準回歸:在勞動密集程度和個人主義間,確有十分顯著的負相關。其次,加入制度、收入等變量,結果穩健。之后,無論是調整勞動密集指標構造,還是采用三類個人主義指標中的任一類,又或者用各國人口祖裔(指將各國人口按族裔起源地調整)數據調整,結果均穩健。在個體層面,作者還利用歐洲社會調查中的數據,檢驗了父母來源國農業勞動密集指數對子女個體主義傾向的影響,發現確有顯著效應,且母親一側來源國的影響更大。最后,將勞動密集換成卡路里適種指數等指標,顯著性消失。
圖3 各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環境勞動密集指數(橫軸)和個人主義指數(縱軸)
總之,原文以較為令人信服的方式,進一步加強了下列命題:當地盛行的生產方式,確實可能顯著形塑整體的文化取向。盡管已有悠長的學術脈絡,鑒于類似命題的重要性和引人矚目程度,學界始終沒有停止開拓。在具體機制層面,作者認為是由于“‘勞動密集’需要‘更多的合作’和引起‘更強的規范’”。當然該命題值得進一步深入。
[1] 作者采用當地作物的勞動密集程度是受到“水稻理論”的靈感。見于Talhelm, Thomas, et al. "Large-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." Science 344.6184 (2014): 603-608。不過,本文強調機制,與“水稻理論”原文并不完全一致。另外,對“水稻理論”本身,爭議極大,可能是對相應現狀較好的概括。例如,可參見徐江, 任孝鵬和蘇紅. “個體主義/集體主義的影響因素: 生態視角." 心理科學進展 24.8 (2016): 1309-1318。
文獻來源: Ang, James B. "Agricultural legacy and individualistic culture."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4.4 (2019): 397-42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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