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水稻、小麥、玉米主要產區
經濟如何影響文化，是一個永恒的社會科學命題；農業經濟和集體主義、個人主義的關系，又是其中持續引起爭論的熱點。對這樣的題目進行精細檢驗，很有價值。于是，James Ang 2019年開展了較為系統的量化研究。簡言之，當地作物的勞動密集程度愈高，那么平均而言，個人主義傾向愈弱。即使納入許多其它既有解釋因素，依然顯著。
原文要點有二：一方面，構造反映作物勞動密集程度的指標；另一方面，在紛雜的個人主義指標上，“不厭其煩”地檢驗各種可能。作物勞動密集程度指標構造大致分為三步：首先，在全球范圍建立柵格；其次，借農學既有成果，確定每一柵格內的主要作物（共有七類，包含水稻、小麥、大麥、黑麥、棉花、玉米、馬鈴薯）；最后，同樣借助農學估計，可知種植不同作物的勞動投入。在以上指標基礎上，加權求和，得出特定區域的密集度指標。
圖1 各國家和地區的農業作物勞動密集程度
個人主義指標構建方面，“搜求務盡”，原文采取了三類指標：第一類，最常用的、Hofstede測量的各國個人主義指數。在穩健性檢驗中，作者還采用了Tang和Koveos (2008), Meyer-Schwarzenberger (2014)和Kashima (1998)三組常見的、國家層面的個人主義指數[1]。第二類，聚焦個人層面，由“世界價值觀調查”中和個人主義傾向相關的應答構造，為六個相關應答的主成分。第三類，側重歷史層面，由Murdock數據集內教育部分的三種相關特征構造，分別是“競爭性”、“服從”和“成就”，亦取主成分。
圖2 各國家和地區的個人主義指數（由Hofstede測量的、最常用的版本）
結果部分，首先，是控制氣溫、降水、高程等眾多變量的基準回歸：在勞動密集程度和個人主義間，確有十分顯著的負相關。其次，加入制度、收入等變量，結果穩健。之后，無論是調整勞動密集指標構造，還是采用三類個人主義指標中的任一類，又或者用各國人口祖裔（指將各國人口按族裔起源地調整）數據調整，結果均穩健。在個體層面，作者還利用歐洲社會調查中的數據，檢驗了父母來源國農業勞動密集指數對子女個體主義傾向的影響，發現確有顯著效應，且母親一側來源國的影響更大。最后，將勞動密集換成卡路里適種指數等指標，顯著性消失。
圖3 各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環境勞動密集指數（橫軸）和個人主義指數（縱軸）
總之，原文以較為令人信服的方式，進一步加強了下列命題：當地盛行的生產方式，確實可能顯著形塑整體的文化取向。盡管已有悠長的學術脈絡，鑒于類似命題的重要性和引人矚目程度，學界始終沒有停止開拓。在具體機制層面，作者認為是由于“‘勞動密集’需要‘更多的合作’和引起‘更強的規范’”。當然該命題值得進一步深入。
[1] 作者采用當地作物的勞動密集程度是受到“水稻理論”的靈感。見于Talhelm, Thomas, et al. "Large-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." Science 344.6184 (2014): 603-608。不過，本文強調機制，與“水稻理論”原文并不完全一致。另外，對“水稻理論”本身，爭議極大，可能是對相應現狀較好的概括。例如，可參見徐江, 任孝鵬和蘇紅. “個體主義/集體主義的影響因素: 生態視角." 心理科學進展 24.8 (2016): 1309-1318。
文獻來源: Ang, James B. "Agricultural legacy and individualistic culture."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4.4 (2019): 397-42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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